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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老問題，突然間變成了新問題。變化的起因是這樣一條消息：從2007財政年度開始，中消協(xié)全年所有的運營費用，將全部從中央財政撥付的750萬元資金中支取。這意味著，作為一個社會團體，中消協(xié)將完全依賴財政吃飯。
之所以說是個老問題，是因為有關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的性質、職能、定位等問題，曾經被深入地研究、討論過；至于說是一個新問題，則是由于在主流意見普遍認為類似NGO或NPO的民間組織應當與行政權力清晰分開的背景下，中消協(xié)似乎反其道行之，正在走向通往權力機構之路。
正如一些媒體此前已經報道的，中消協(xié)積極爭取吃上"皇糧"，實在有著不得已的苦衷。自1984年正式成立以來，中消協(xié)在財務上按照"差額撥款"模式維持運轉，即由中央財政撥付中消協(xié)運轉費用中一定比例的資金，其余部分則需要中消協(xié)自籌解決。而自籌這部分，一度是依靠"3·15標志"的認證活動籌集。不過在"歐典地板事件"之后，"3·15標志"的認證活動受到了質疑，甚至傷害了消協(xié)的公信力。這個認證活動最終被叫停。
盡管在法律地位上，中消協(xié)和別的NGO相同，是個社會團體。但是，這個特殊的社會團體和眾多類似的協(xié)會一樣，帶著深厚的時代烙印。比如，中消協(xié)是行政權力主導下的產物，相比于那些定義更為明確的NGO，它缺少民間的志愿色彩。事實上，雖然中消協(xié)自身不具有行政權力，但這個機構與行政權力的距離從來不曾疏遠過。那么，在中消協(xié)遇到運轉難題的時候，向財政伸手求助，也就似乎顯得順理成章。
我們首先需要回答一個問題，中央財政該不該全額支付中消協(xié)的運營費用？在回答此問題之前，不妨看看非營利組織的特性，以及中消協(xié)這一機構的特殊性。
人們對非營利組織的重視是與中國社會結構的急劇變遷分不開的。社會結構的變化，使得全能主義的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行政整合機制難以有效發(fā)揮作用，平等主體之間契約性的橫向整合機制亟須建立。而非營利組織就是契約性整合的組織載體。
一般而言，非營利組織分為互助性社團和公益性社團--無論是哪種類型，都有助于弘揚社會公正的價值理念與誠信的社會文化,實現(xiàn)社會的價值整合。不過，這兩類社團在具體的運營上，難易程度卻有區(qū)別。
互助性社團，顧名思義，是特定利益群體的利益聚合。如唱片業(yè)協(xié)會與KTV行業(yè)協(xié)會關于歌曲版權的費用之爭，充分體現(xiàn)出某一特定群體為了共同利益而組織結社，成立互助性社團。這種團體由于有明確的會員支付會費，其生存和運營問題不難解決。
公益性社團卻有不同。有學者這樣定義，作為公民社會的核心結構要素，公益性社團的建立是基于一種利他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價值取向,由為社會奉獻的道德力量所驅動，其基本屬性包括志愿性、公益性、非營利性等特點。應該說，這樣的定義基本概括出公益性社團的內在特征，但并不完整。
拿中消協(xié)來說，這個機構沒有明確的交費會員--就像有人指出的，如果一定要說出它的會員，那就是全國的消費者。顯然，普通消費者不大會以交納會費的方式，來資助消費者權益組織的運營。而中消協(xié)又有存在的必要性。
盡管被央視曝光的"3·15標志"認證活動曾傷害過中消協(xié)的聲譽，但是客觀而言，近些年來，包括中消協(xié)在內，各地的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在替消費者維權方面，做過不少實實在在的事情，有過不少成功的案例，在揭露壟斷企業(yè)"霸王條款"方面曾經不遺余力。無疑，這個機構對于大多數消費者來說，有著相當的親和力，也是被民眾有所期待的。
因此，對待消費者協(xié)會這樣的公益性社團，政府以財政進行資助，并非完全不可取。一位業(yè)內人士向本報介紹，香港地區(qū)的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也享受了香港特區(qū)政府的財政資助。而在一些發(fā)達國家，政府對公益性社團的一些項目或活動進行資助，也不少見。
不過，對于中央財政全額撥付750萬元作為中消協(xié)全年所有的運營費用，我們還是有疑問存在：其一，這種撥付缺少了相應的法律依據；其二，財政如此對待中消協(xié)，對于其他類型的公益型社團，是不是也會以準事業(yè)單位來看待，進而將其納入財政撥付范圍？
我們提出這樣的疑問，是基于一個樸素的認識：中國NGO的發(fā)展應該在一個更為規(guī)范的軌道上運行。我們不反對財政資助類似中消協(xié)這樣的公益性社團，但是不贊同因為財政的資助行為，使得NGO的定位和職能重新變得模糊，甚至返回到準事業(yè)單位序列。從這個意義上說，財政對于中消協(xié)的財政撥付行為，其中有可商榷之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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