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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7年到2006年，我國政府對藥品降價次數多達19次，降價金額近400億元，但老百姓還是沒有得到多少實惠。因為只要政府宣布降價，降價藥不久就會在市場上消失。3000多種降價藥因此停產。與此同時，通過國家藥監(jiān)局批準，降價藥僅僅更換少許添加劑就穿上“新藥”馬甲，“新藥”價格是老藥的10倍甚至數十倍。（2月11日《中國青年報》）
這一真相的揭露，使我很自然地聯想到了鄭筱萸的倒掉。這位手握審批重權的原國家藥監(jiān)局局長，就是靠發(fā)放“新藥”出生證大肆中飽私囊。全國藥監(jiān)系統的最高長官居然就是這樣一個見錢眼開的腐敗分子，也難怪這些年價格昂貴的“新藥”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老百姓只能望藥興嘆。因為藥品審批的封閉性和獨斷性，官藥勾結成為腐敗分子和不法藥商大發(fā)橫財的訣竅。
中國在新藥特別是西藥研發(fā)方面的核心競爭力遠不如西方發(fā)達國家，甚至大多數核心技術不得不向國外購買，但頗具諷刺意味的事實在于，近年來中國的新藥品種遠遠領先于西方發(fā)達國家。一個被媒體反復引用的數據是：僅2004年一年，國家藥監(jiān)局就受理了10009種新藥報批，而同期美國FDA受理的新藥報批數量僅為148種。鄭筱萸的倒臺，揭示出了這個“奇跡”背后的秘密：藥商依靠申報新藥獲取暴利，審批部門通過發(fā)放新藥出生證分享暴利。
利欲熏心的不法藥商固然應該受到譴責，但比譴責不法藥商更重要的問題在于，審批機構的逐利沖動輕而易舉就變成了現實，官藥勾結自然難以避免。資本的本性在于逐利。在可能的條件下，藥商就會通過各種手段尋找賺錢機會，包括收買權力。物自腐而后蟲生，權力的失范自然會給行賄者以機會。追逐巨額經濟利益的共同沖動驅使資本與權力所有者相互聯手，本應普濟公眾的醫(yī)藥事業(yè)也就很快變成馬力強勁的“抽水機”。在這種灰色利益格局下，降低藥品價格讓老百姓得到實惠怎能不成為一種幻覺呢？
試想，如果不是鄭筱萸的倒臺，藥品審批環(huán)節(jié)的種種腐敗還將捂得嚴嚴實實。善良的老百姓總是一次又一次寄希望于國家發(fā)改委頒布降價令，卻一次又一次因為平價藥踏破鐵鞋無覓處而大惑不解，一次又一次面對眼花繚亂的昂貴“新藥”忍痛掏腰包。處于信息嚴重不對稱狀態(tài)的患者哪里知道，司空見慣的阿司匹林片搖身一變成為巴米爾泡騰片，價格一溜煙就從幾分錢一片飆升到1塊錢一片。
揭穿官藥勾結的黑幕后，關于藥品審批制度的反省顯得尤為重要。中國的新藥審批制度借鑒了美國的相關制度，但美國審批一種新藥需要經過6至8年的實驗觀察，但在鄭筱萸時期的國家藥監(jiān)局，只要關系到位，幾天就可以拿到批文；美國新藥審批非常尊重專家的話語權，但在鄭筱萸時期的國家藥監(jiān)局，僅僅少數幾個人就說了算。鄭莜萸大筆一揮，藥商就會迎來滾滾財源�！伴偕茨蟿t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先進的審批制度被長官意志所破壞，這種現象再一次說明，任何先進的制度要造福于公眾，先決條件在于權力制約制度的真正建立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