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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貨幣存量已經突破百萬億元大關，天量數(shù)字背后透射出何種經濟問題？筆者試從以下幾個問題加以分析。
首先，貨幣究竟有沒有超發(fā)？
改革開放34年來，中國GDP增長了144倍，廣義貨幣增長了1140倍。貨幣供應量增幅是GDP增幅的8倍。數(shù)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通脹率年均增長約6.25%，以復利計算，通脹倍數(shù)約為8倍。30多年來面粉、雞蛋、豬肉、中華煙等生活日用消費品漲幅約在7~10倍之間，與總體通脹倍數(shù)基本吻合。
都是8倍！這不是巧合，而是貨幣超發(fā)的必然后果。
1140倍、144倍、8倍——從這幾個數(shù)字可以看出：30多年來，貨幣增速遠超經濟增速，經濟增速大于工資上漲的速度，貨幣嚴重超發(fā)。貨幣超發(fā)多少倍，通貨相應膨脹多少倍。
第二，貨幣超發(fā)了多少？貨幣超發(fā)的“老虎”是從哪些“籠子”跑出來的？
首先是外匯占款。目前中國外匯儲備約3.3萬億美元，同期外匯占款余額約為27萬億元，相當于累計約有27萬億元的貨幣被發(fā)行出來。其次是政府債務。目前中國國債余額約8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余額據保守統(tǒng)計約12萬億元，兩者合計約20萬億元。雖然央行不得直接認購國債和其他債券，但央行卻可以在公開市場運用貨幣政策工具來間接認購。以上兩項合計約47萬億元。
改革開放34年間，我國GDP增量約為51.5萬億元；廣義貨幣增量約為98萬億元。廣義貨幣增量比GDP增量多出約47萬億元。
都是47萬億元！這同樣不是巧合，說明這些年貨幣超發(fā)了約47萬億元。
第三，超發(fā)貨幣流向了哪里？
數(shù)據顯示，我國房改后的20年間中國房價上漲了約20倍，改革開放后的30多年上漲了50~100倍，遠超8倍的物價漲幅。截至2012年底，全國存量住房約179億平方米，合計總市值約100萬億元。如果算上農村房產、小產權房和城市商用房產，總值約200萬億元。
由此看出，樓市是吸納超發(fā)貨幣的主要場所。房產是一種特殊產品，兼具消費品和投資品屬性。一方面，作為消費品，房產泡沫是中國惡性通脹的替代品，避免了惡性通脹的爆發(fā)；另一方面，作為投資品，房產是生產成本主要構成部分，在傳導機制下，房產成為通脹的主要“幕后推手”。
第四，超發(fā)貨幣引發(fā)了哪些問題？
首先，引發(fā)了房產泡沫。在中國現(xiàn)有財稅體制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一半以上來自土地。土地價格不降，房價不可能下降。資本天生逐利，超發(fā)貨幣對房產泡沫的形成推波助瀾，越吹越大。目前中國房產總值約200萬億元，如果任由資金炒作，房價再漲1倍，則紙上財富會增加200萬億元，那么將使實體經濟萎縮，貧富分化加劇，經濟基本面扭曲變形；而一旦房價大幅下跌，涉及百萬億元量級的資金鏈必將斷裂，整個國民經濟體系陷入混亂狀態(tài)，從而重蹈日本“失去的20年”的覆轍。
30多年間，我國GDP的實際增長約25倍，同期中國人均住房只增加了約5倍；房地產行業(yè)對社會資金的占用水平高于其他行業(yè)，但供給效率低于其他行業(yè)，房地產行業(yè)跑輸了國民經濟整體水平。
其次，導致政府角色錯位。政府債務是貨幣發(fā)行的主要渠道。中國政府債務側重于供給端管理，政府充當運動員角色，超發(fā)貨幣主要用于政府主導投資項目，投資決策演變成政策決策、政績決策甚至官本位升遷決策，政府投資項目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大打折扣。
美國政府債務側重于需求端管理，政府充當裁判員角色，主要依靠市場的力量使貨幣發(fā)揮作用。國債主要是作為短期融資票據使用，用來彌補市場流動性的不足。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實施了約7000億美元的金融援救紓困計劃，通過證券市場購買行為來重建金融機構資本和支撐消費者信貸。截至2012年8月，已通過拋售證券回收了約83%的資金。其中對花旗集團、美國銀行、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富國銀行、房利美、房地美等的投資均取得正收益。
再次，埋下債務危機隱患。目前，中央政府調控房價的政策層層加碼不放松，土地財政收入增長難以為繼，政府負債只能靠發(fā)新債換舊債來解決。在持續(xù)通脹下，財富從債權人向債務人轉移。政府負債率不斷上升，埋下債務危機隱患。
最后，資金擠出效應致使中小企業(yè)融資更加困難。有政府信用做擔保，有不斷上漲的紙上房價做抵押，銀行業(yè)資金自然會向政府債務投資項目和房地產行業(yè)傾斜，民營企業(yè)及廣大中小企業(yè)遭受融資歧視。在天量貨幣存量下，資金嚴重過�，F(xiàn)象與資金嚴重饑渴現(xiàn)象同時并存，不能不說是中國金融市場的離奇怪象，金融市場的效率之低下可見一斑。
從本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通過貨幣超量投放達到刺激經濟增長的做法，就像輸血急救一樣，只能在流動性缺乏的情況下取得短期效果；血液本身并不是藥方，寬松貨幣政策不應成為刺激經濟增長的常用手段。確定貨幣發(fā)行的規(guī)模要綜合考慮經濟總量、社會融資難易程度、社會融資成本和全社會金融效率等因素來決定，貨幣超發(fā)對經濟貽害無窮。
貨幣超發(fā)是在中國特有的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土地管理體制下的產物，管制是貨幣超發(fā)的濫觴。從管制經濟過渡到自由市場經濟的進程任重而道遠。貨幣天然無“好”和“壞”之分：在自由市場經濟下，貨幣更多發(fā)揮其“好”的屬性；在管制經濟下，更多發(fā)揮其“壞”的屬性。貨幣供應量的增長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制度創(chuàng)新才是經濟增長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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