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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xù)了往年稅收的高增長態(tài)勢，今年上半年，全國完成稅收32553億元，同比增長30.5%。其中，國內增值稅、國內消費稅和營業(yè)稅共完成14914億元，分別增長22.4%、18.5%和25.7%；本年預繳企業(yè)所得稅335億元，增長14.7%；個人所得稅完成2135億元，增長27.3%。
然而，這也引發(fā)了不同聲音，財政收入增長遠遠高于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是否合理？財政收入是否過于向中央政府集中？是否應該在稅收上給企業(yè)松綁？
分稅制調整勢在必行
國務院日前審議并原則通過《關于2008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改革范圍包含國有企業(yè)、財稅、金融、農村、投資等多個領域。有專家向記者透露，財稅體制改革可能將成為第一批改革的領域之一。
事實上，啟動新一輪財稅改革的呼聲由來已久，但因其涉及中央地方財權、事權分配，預算民主化和人大監(jiān)督以及公共財政的完善等諸多方面，使得中央對財稅體制改革慎之又慎。專家認為，這一輪財稅改革將以調整分稅制、省以下財政體制為重點。
“財稅體制改革是當前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塊‘硬骨頭’，它的調整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敝醒朦h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財稅制度改革的重點，一方面在于改革預算制度、建立陽光預算；另一方面在于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財權、事權。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透露，此次財稅體制改革可能主要涉及分稅制稅基調整和完善省以下財政體制兩個方面。
1994年，我國實行分稅制改革后，搭建了市場經濟條件下規(guī)范我國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制度框架。其后十余年的運行中，這個體制框架發(fā)揮出一系列正面效應，同時也逐漸顯露和積累了一些問題�！皬闹醒肱c地方財稅關系存在的問題看，財政總收入中中央的集中能力越來越強，中央財政寬余、地方財政緊張、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續(xù)下降。”周天勇說，上世紀80和90年代，中央財政占總財政的比重過低，形成中央財政向地方借錢的局面。對此，1994年進行了分稅制改革，將最大稅源增值稅在中央與地方之間按照75∶25分成。目前，地方財政收入比例從最高時的85%下降到45%左右，而承擔的事務卻從40%上升到75%左右。
在分稅制稅基調整方面，賈康介紹說，中國復合稅制中的20多個稅種，哪些應歸中央，哪些應給省，哪些應放在市、縣，哪些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應處理為共享稅，以及地方必要的稅種選擇權、稅率調整權、收費權，都屬于分稅制稅基調整的問題。
“當前財稅體制改革的另一個重點就在完善省以下財政體制。”關于解決省以下財政體制問題，賈康的基本思路是推行財政體制的扁平化改革，形成中央、省、市縣三級財政體制。具體做法是將原來的五個層級財政轉化為中央、省和市縣三個層級，實現“一級政府，一級政權，一級事權，一級財權，一級稅基，一級預算，一級產權，一級舉債權”。
在稅收上給企業(yè)松綁
“今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出現了放緩的趨勢，如果政策調整不好，出現急劇下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怎樣調整？我的建議是減稅。只有減稅，方可給企業(yè)和家庭帶來新的活力、激勵內需。”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認為，目前的財政狀況完全有條件和實力減稅。
近年來，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一直呈現爆炸式的增長，已經從1999年的一萬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五萬多億元，而這還不算各種預算外、制度外收入。與前年相比，去年全國財政收入增長31%多，而與此相對應的是我國去年的GDP增長為11.9%。
李煒光表示，如果把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都統(tǒng)計進去，中國的宏觀稅負已經達到了35%左右，比發(fā)達國家還要高五個百分點。因此，他建議，稅制改革重在稅制結構的調整。
他認為，對于企業(yè)來說，幾大稅種都有改革的必要。比如增值稅，購置固定資產還要交稅，這實際上等于不鼓勵國民創(chuàng)業(yè)，在世界上實行生產型的增值稅寥寥無幾。特別是今年四川地震，好多廠房都倒塌了，許多企業(yè)都要購置固定資產，全國很多企業(yè)也在加緊生產物資支援災區(qū)，這正是把增值稅改革推到四川、推到全國的契機。
“我國企業(yè)的所得稅負擔也過重，去年企業(yè)所得稅的增值率達到39%。”李煒光說，以前征管水平低，企業(yè)通過加大成本的方式逃避所得稅比較容易做到，現在逃稅的難度越來越大，稅負當然大大增加。所以企業(yè)所得稅還應繼續(xù)改革，進一步降低企業(yè)稅負。
此外，他還指出，除了降低稅率，調整不合理的稅制結構、簡化征管手段、減少各種不規(guī)范的非稅收入等，也都具有減稅效應。
改革預算管理建立陽光財政
“三公支出居高不下，豪華辦公和培訓中心等屢禁不止等問題，其根本原因在于財政收入結構混亂，支出不透明，人民沒有能真正監(jiān)督。”周天勇認為，要建設陽光財政，就要推進預算體制的改革，從政府主導支出型轉向人民通過人大決定和監(jiān)督支出型。
周天勇表示，當前政府及各部門，特別是地方政府及各部門有一種無制約的借債偏好和沖動，對其基本上沒有加以約束的制度。比如，政府收入沒有完全納入預算管理，巨額收入的支出游離于人大監(jiān)督之外；財政預算科目不合理，支出事項不具體，程序和過程不透明；《預算法》形同虛設，預算執(zhí)行不嚴肅，從編制到執(zhí)行基本上沒有監(jiān)督。
因此，他建議，除了理順中央與地方的財稅關系體制、將地方政府建設借債公開化和規(guī)范化、改革清理廢除收費罰款體制、改革賣地財政等等外，重要的是建立各級地方政府向人大匯報的財務報告制度、建立籌款委員會和預算委員會的聯席會議制度、加快預算法的修改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