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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中國央行今年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委員會會議召開，研究下一步貨幣政策走向，會議召開之前，央行下發(fā)通知，經(jīng)國務院批準，任命周其仁等人為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毫無疑問，對央行而言，貨幣政策中最重要的兩項——利率和匯率，都進入了艱難抉擇期。中國2月份通脹已經(jīng)逼近3%的水平，即使3月份會回調一點，但是“CPI3%紅線”告破毫無懸念，這直接帶來加息的逼問。盡管央行已經(jīng)啟動了上調存款準備金行動，但只有加息才是真正的“退出性政策”。不過，決策者不斷用“經(jīng)濟回升還不穩(wěn)固、不確定因素還非常多”來觀察，但是如果CPI上升很強勁的話，那么這將是非常尷尬的，除非政府改變CPI的計算方法，例如將還會上漲的食物權重調低，將高位滯漲的住房類權重調高。
在匯率問題上，美國對中國“匯率操縱國”的懲罰看上去任何時候都像是“真的”，但是由于中國過于強硬的表態(tài)以及學者民間話語對“人民幣升值”的口誅筆伐，使得“人民幣升值”變成了一個沒有太多彈性空間的事項。就像美國將對華貿易高度政治化一樣，“人民幣升值”也被高度政治化。在這個過程中，冷冰冰的理性利益計算被拋卻了。
我們認為，在資本項目管制下擺弄“購買力平價理論、巴拉薩-薩繆爾森效用等等模型計算人民幣合理匯率水平都是不靠譜的，這造成有的研究說人民幣低估，也有研究說人民幣沒低估。只有資本項目管制的解除才能看清楚人民幣均衡匯率，因為資本項目賬戶可以反映中國居民利用不同國家資產價格差異（比如美國房地產比中國更有價值）,或者一些官員和富人通過轉移資產于海外表達對國內體制的風險偏好。這些因素都將反映在資本項目中，從而更充分地表達人民幣的實際幣值。現(xiàn)在，所有關于人民幣匯率低估或者高估的學術判斷都比較“虛無”。
唯一不“虛無”的是情勢以及大國博弈。必須要認識到的一個事實是，從中美貿易結構和依存度看出來，美國市場對中國的重要意義要遠超中國市場對美國。另外，我們不能僅僅計算中國匯率上升對出口的打擊，還要對比它的“機會成本”——美國如果對中國商品征稅，那么將等同于人民幣上升的幅度。當然，最后還要添加進去中國的威懾程度，例如對美債拋售。但在非金融危機期間、在美國四季度GDP強勁上升，美元傾向貶值鼓勵出口之時，拋售美債威力很弱。
澳新銀行的研究表明，人民幣不升值，美國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向中國征收25%的懲罰性關稅，考慮到關稅的不完全傳導效應，并且假設G3的GDP增速在2.5％左右，那么中國普通商品出口將下滑12.4%，而加工貿易商品出口則只會下滑4%左右，兩項合并，中國的整體出口將下降10%左右。
可以簡單估算，造成中國整體出口下降10%對應的人民幣匯率升值幅度至少在18%以上，這就意味著如果中國潛而不顯地升值3%-5%是劃算的。中國可以考慮用適度升值的方式，獲得國際政治博弈的空間。同時，由于中國的順差中，很多附加值其實是被美國跨國公司得到了，中美貿易失衡相當程度上是一種跨國企業(yè)內部的貿易安排，是一種企業(yè)所有權安排導致的貿易逆差，美國“就業(yè)崗位”不是被中國搶走的，而是被美國企業(yè)自己“轉移”掉的，那么這種貿易逆差也必然受到跨國企業(yè)政治游說的保護。如果中國在匯率上用理性計算的方式來處理，那么也能充分利用上美國內部的“援華力量”，從而令中國獲得一個次優(yōu)的外部環(huán)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