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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的興起

中世紀后期，印刷革命和風力、水力共同作用，才從根本上推動了歐洲從封建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并最終改變了歐洲的經濟模式和社會結構。很多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經常忽略一個事實，那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產生于歐洲（后來產生于美國）疲軟的原始工業(yè)經濟，而非之前的封建經濟。亞當· 斯密和卡爾· 馬克思都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到了水力和風力。斯密將新的動力源作為勞動分工的一個范例，而馬克思則將風力和水力與能提供更可靠、更穩(wěn)定動力的蒸汽進行對比。與同時期的其他學者一樣，馬克思也未能對封建經濟與中世紀的經濟模式加以區(qū)分，錯誤地認為“人力是封建社會的標志，而蒸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標志”。事實上，正是風力從根本上改變了封建社會的能源關系，從而逐漸形成了中世紀的市民階層。
　　此外，馬克思還提到了印刷出版的重要性，但也僅僅是將其視為喚醒科學興趣和科學追求的一種手段：
　　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三大發(fā)明加速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到來�；鹚幇羊T士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的大門，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變成了科學復興的手段，同時也成為驅動知識要素發(fā)展最強大的動力。
　　然而，斯密和馬克思都沒有認識到，印刷術、風力和水力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只有它們之間相互作用，才能成就歐洲經濟模式的轉變，并最終改變歐洲社會和政治形態(tài)。
　　歐洲人對水磨的使用歷史悠久，從羅馬時代就已經開始。但是受技術所限，水磨一直未能充分取代人力。然而，到了10~11 世紀，技術創(chuàng)新將水力推向了經濟生活的中心。據統(tǒng)計，截至11 世紀末，英國的34 個郡共有5 600 座水磨。同一時期，法國有20 000 座水磨，平均每250 人就享有一座。水磨的經濟影響非常顯著：一座水磨產生2~3 馬力所用的時間僅為普通磨坊的一半。一座水磨可以取代一二十人的勞動。僅在法國，水磨產生的水能就相當于全國1/4 的成年人所提供的能量，動力大大提升。
　　早期的水磨主要由莊園主投資興建，一般建在流經其土地的河流和溪流上。隨著歐洲城市和鄉(xiāng)鎮(zhèn)的大量涌現，各地都興建了自己的水磨，形成了獨立于莊園主的能量來源。
　　在水資源不足或相對缺乏的地區(qū)，以及產權屬于封建領主的地方，鄉(xiāng)鎮(zhèn)和城市都將重心轉向了風力。歐洲的第一座風車興建于1185 年，建在英國的約克郡，隨后，這種風車很快在歐洲北部地區(qū)風靡。由于風力無處不在，不受土地限制且完全免費，所以任何地方都可以利用風力。于是，眾多鄉(xiāng)鎮(zhèn)和城市紛紛啟用風力，這樣一來，大眾掌握的能源完全可與當地領主相媲美了。為了紀念風為其帶來全新、強大的能量來源，城市民眾將風車稱為“平民風車”。
　　水磨和風車廣泛應用于碾米、制革、洗滌、運作高爐風箱、制作燃料、榨制橄欖油以及許多其他經濟活動，而水磨最主要的作用表現在漂洗行業(yè)。漂洗是將羊毛變成布匹的第一步。在羊毛脫離織布機的過程中，必須經過去除雜質、清洗的步驟，并且需要通過在水中的敲打來增厚。而在水磨出現之前，完成上述過程需要人在水槽中反復地踩踏。是水磨改變了漂洗流程。人腳被木錘取代，而水磨則為木錘的起落提供了動力。一連串木錘可以取代一整組漂洗工人，而木錘的操縱僅需要一個工人即可。
　　漂洗業(yè)生產力提高使更多的土地從種植農作物轉向飼養(yǎng)綿羊，從而使其變得更加有利可圖。這也難怪漂洗作坊有時被稱為“13世紀的工業(yè)革命”。在描述漂洗作坊時，歷史學家卡勒斯– 威爾遜（E. M. Carus-Wilson ）將其稱為“一場帶來全國性經濟繁榮并大大改變了中世紀英國的面貌的革命”。就這一點而言，威爾遜認為漂洗業(yè)機械化的影響力“可以與18世紀紡織行業(yè)機械化相媲美”。
　　18世紀90年代，在蒸汽機時代和第一次工業(yè)革命開始前夕，歐洲有50多萬座水磨，共同提供約225萬馬力的動力。雖然風車在數量上少于水磨，但其提供的動力更多，平均每座風車能夠提供30馬力的動力。
　　雖然封建貴族和早期城鄉(xiāng)市民階層都曾對新能源進行抨擊，但由于新能源分布廣泛、總量充足，再多的抨擊也不能阻擋新能源最終為市民階層帶來大量好處。城市手工業(yè)者和商人所擁有的動力能源等同于甚至超過封建權貴所擁有的，這使得市民階層有能力沖破受財產義務約束的封建經濟模式，過渡到由財產權利所構建的市場經濟模式，這些現象在歷史上都是首次出現。中世紀歷史學家林恩· 懷特（Lynn White ）對風力、水力以及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新技術對經濟的重要意義做出了如下總結：
　　15世紀后半期，歐洲不僅掌握著比之前更多樣的能源動力，而且擁有眾多的技術方法來增進對這些能源的理解，從而指導對這些能源的使用。相比此前歐洲人以及同時代的新舊世界使用的方法，這些方法更具多樣性和靈巧性。1492年之后，歐洲的對外擴張都是建立在歐洲能源消費以及隨之而來的生產力、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提升的基礎之上。
　　從自給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以及從自產自用到交換生產的轉變是人類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分水嶺。但是，如果沒有相應的通信技術革命為新能源帶來眾多的經濟活動提供支撐，這種轉變也不可能發(fā)生。通信革命以1436 年德國人約翰內斯· 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 ）發(fā)明印刷機為標志。
　　印刷機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很快就顯現出來，其重要性堪比當今互聯網產生的影響。當時印刷材料的數量相當驚人：
　　一個出生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淪陷之時）的人到50歲時回顧自己的人生，會看到大約有800萬本圖書被印刷，這一數量超過了自330年君士坦丁堡建城以來歐洲手寫本圖書的總量。
　　當今社會，我們將印刷看作理所當然的一件事，印刷早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至于我們很少思考印刷文字對我們的思維組織方式產生的重要影響。中世紀的手抄本則具有自身的特質，抄本的內容隨著不同抄寫人的主觀投入而不斷發(fā)生改變。但是印刷則去除了主觀因素，提供了更加理性、更加精確以及更具分析性的獲取知識的途徑。同時，印刷有別于依賴記憶的口述文化，它不會導致流于形式的套話，而且能夠儲存記憶，并使信息更具可檢索性（以目錄、索引、腳注和參考文獻的形式），從而使思想更為深刻，單詞量得以擴展，印刷還開發(fā)出一種更加精妙的語言體系，可以供人們根據具體的情景或經驗具體使用。
　　印刷對人類的商業(yè)貿易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印刷引進了表格、列表和圖形，提供了比個人評價更客觀、更精確的描述方式。印刷不僅使地圖實現標準化，而且使其價格更加便宜并可大量復制，從而提高了陸地旅行和海上航行的可預測性，進而大大促進了商業(yè)貿易的發(fā)展。
　　印刷也使商業(yè)合同的出現成為可能，使之成為遠距離貿易以及在遙遠地區(qū)拓展商業(yè)貿易的關鍵要素。在封建社會時代，經濟聯系主要靠口頭交流，經濟活動也局限于近距離交易。在口述文化時代，一個人的“言語”足以決定經濟活動安排。即使在今天，會計人員仍然使用audit 一詞表示財務審計，而這個詞的來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封建經濟時代，在當時，審計師必須大聲喊出財務信息來核實交易的真實性。此外，印刷還開辟了現代記賬這一新模式。標準化的提單、流程單、發(fā)票、支票和本票可以遠距離運輸并長期保存，進而提供了一種多樣化的、頗具擴展性的管理方式。隨著風力和水力等新能源推動商業(yè)模式不斷擴展，這種管理方式剛好與之相匹配。隨著印刷業(yè)的發(fā)展，商業(yè)“信用”以帶有個人簽名的書面形式得以確保。
　　印刷技術與可再生能源的結合對人們的讀寫能力和能源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對封建等級制度也構成了巨大挑戰(zhàn)。兩者協(xié)同作用，加之公路和水路運力的逐步改善，這一切因素共同加快了交易速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使遠距離貿易成為可能。
　　全新的通信/能源矩陣不僅縮短了距離和時間，將幾個世紀以來一直處于隔離狀態(tài)的人們聯系在一起，更鼓勵人類走向開放，進而形成四海一家的世界性概念和思想。持續(xù)了幾個世紀的地方主義和排外主義逐漸瓦解，人類開始想象一切新的可能性。這一繁榮時期被歷史學家稱為“北方文藝復興”——一次文學、語言、科學實驗和對新世紀探索的全面覺醒。
　　到了中世紀后期，歐洲已有1000多個頗具經濟活力的城鎮(zhèn)。除了提供糧食倉儲、住宿和商店，這些城市中心也成為各類手工藝人的聚集地。這些新的城市管轄區(qū)通常被稱為“自由城”，被看作獨立于當地領主的區(qū)域。例如，按照一般的慣例，如果一個農奴從封建領主那里逃離，進入自由城避難的時長達到一年零一天，那么這個農奴就變成了自由人，他可以自由地從一個自由城遷徙到另一個自由城，并在那里定居。
　　新城鎮(zhèn)的手工藝人（金屬工、織布工和染工、兵器制造工、泥工、刺繡工和玻璃工、公證人、制帽工和家具制造者）加入行業(yè)公會，以便于制定貨物的質量標準，并規(guī)定產品的固定價格和產量。公會并非完全采用市場機制，它制定的貨品價格是所謂的“公平價格”而非市場價格，目的是維持人們業(yè)已習慣的生活方式而并非獲取利潤。公會著眼于維持現狀，因此繞開了自由勞動力市場和競爭價格這兩個市場經濟的要素。
　　由于封建領主制度瓦解，大量廉價勞動力突然涌入，加之印刷機和新能源結合帶來的生產潛能增加，17世紀的行業(yè)公會制度開始走下坡路。商人們繞開公會，將工作分給郊區(qū)的廉價勞動力（稱之為“外加工制”），正是這一現象逐步侵蝕了公會所建立的、牢不可破的商業(yè)規(guī)則。外加工制為完全市場經濟奠定了基礎。
　　就在商人與行業(yè)公會斗爭的同時，作為一股新的生產制造業(yè)力量，小制造業(yè)主也與行業(yè)公會展開了斗爭。這些小業(yè)主開始努力為其價格低廉的商品開拓國內市場，他們中多數人的工廠都利用水力和風力提供動力。
　　在推動國內市場自由化方面，新型制造商和商人志趣相投。他們聯合起來擁護國內自由貿易，希望消除對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限制，希望商業(yè)合同受到法律保護，并且希望改善交通狀況，以便進一步擴大市場。然而在對外貿易方面，他們產生了分歧。商人與君主結成聯盟，旨在落實殖民政策，實行國外優(yōu)惠于國內的貿易政策。商人的邏輯是：從嚴管理國內生產，確保產品質量高、成本低，從而以高價格銷售到國外，以換取貴金屬。相應地，海外殖民地被禁止生產成品，只能生產廉價原材料，并出口到母國，隨后被迫以高價格購買母國生產的成品。
　　重商主義政策有利于出口商，卻損害了母國和殖民地制造商的利益。此外，重商主義限制在國內市場生產的產品數量，從而人為地抬高出口價格，這不僅不利于國內制造商，而且也迫使正在形成的中產階級和城市工薪階層不得不同國內產品的昂貴價格進行抗爭。
　　對重商主義的反抗情緒在歐洲和殖民地持續(xù)發(fā)酵，1776年，北美13個殖民地率先與英國決裂。緊隨其后，法國大革命也于1789年推翻了君主專制政體。這兩個政治事件具有決定性意義：既確保了在自由市場中通過自由貿易獲得私有財產的權利，也爭取了政治自由和民主選舉的權利。第一批現代聯邦制國家都在思考誰應該擁有選舉權這一問題，這使上述情況更加毋庸置疑。美國、英國、法國以及18~19 世紀的其他民主國家都認為，政府的使命就是保護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與之相一致的理論是，擁有私有財產的人才享有投票權，這樣一來，就將新成立的民主國家建立在以私有財產自由交換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框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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