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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百年的追趕型經濟它實行的是二元經濟結構模式，二元經濟結構模式實際上墊底的就是三農，三農土地的價格至今與城市、工業(yè)的土地不能同權同價，三農的社會保障和救濟也不能夠做到平權，三農的資金現在是從農村轉移到城市，轉移到發(fā)達地區(qū)，農村是越窮，資金是越撤，越給別處。農民好不容易賣點糧食資金，村鎮(zhèn)銀行就把它抽走了。
這種二元經濟結構，現在剛好是需要反饋的時候。這個時候中國農業(yè)稍稍機械化一點，把農業(yè)組織管理稍稍現代化一點，什么農業(yè)種子啊，加工啊，稍稍投一點點錢，它比任何時候投入的錢都還有效益。為什么？起點低。
這就需要我們真抓實干，不要總是說把農業(yè)稅那么個兩三百億取消了，好像就萬事大吉了。不是說，你看我們把農業(yè)的流通環(huán)境給打通了，我們現在農產品價格都往上漲，但實質上真正的受益者不是中國三農，而是中間環(huán)節(jié)。中國農業(yè)的流通領域從來都不是農民在做。
中國農民的根本問題，是農村制度的原因沒有把農村土地產權和城市的土地產權同權同價。我們不說一步到位，但要計劃逐步到位，逐步看齊。否則，就像現在這樣，完全成為地方財政的金庫。
你在城市這塊地上種工廠，我在農村這個地方種什么東西呢？種棉花。為什么你這個工廠的土地產權值20萬、30萬，我農村這個土地產權才幾百塊、上千塊錢？如果是同樣的投資，我投向農業(yè)的話，我不虧死了？我投資工業(yè)你看掙多少錢？這個帳，太簡單了。
在工業(yè)化的實現過程中，哪怕是美國起先也要實現一定的追趕型經濟，英國當然也是如此，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就是開始，當1860年前后，倫敦實現了第一次騰飛，但是卻使倫敦人滿為患，為此移民就成為他們最佳的出路。美國羅斯福新政最重要的是在美國工業(yè)化、城市化基本實現后，為實現第二次起飛，著手從農田、農業(yè)、農民入手，加大農業(yè)投入，水利建設、機械化、農業(yè)種子培植技術、農田管理等，都得到了加強，首先是實現企業(yè)化，實現企業(yè)化的前提是實現資本化，把勞動力、土地、資金要素平權，逐步把農業(yè)工業(yè)化、現代化起來，同時是金融化，解決農業(yè)信貸問題。
如果我國農村加大對土地的投入，在這個過程中，把農村要素逐步平權，假設農民手中的資產如果達到5萬，他們再把這5萬塊錢到銀行信貸、抵押貸款，假設打八折，還可以貸4萬塊錢。
這樣慢慢地三農內部就有了一定的自我生長能力。
解決農業(yè)要素和城市、工業(yè)要素的同權同價，就是解決三農內部自我生長機制。
在這個內生機制下，才是外部環(huán)境提供的金融化、資本化，外部支持從來都不能替代產權內生，從來不能解決內部根本問題，包括貧窮問題。任何外部的投入可能提供了機會，最終還是靠自己迎頭趕上，如果不能趕上，由于當初引進外來資源的時候，往往附加了一定權益的讓渡，這樣在未來分配中，其實自己會越來越失去分配占比，也就是說，如果不能借機迎頭趕上，那么未來的差距只會加大，不會縮小。
比如說現在把城市資金都轉向農村，當然帶來了農村的機會，這是正面的，但是會出現農產品價格越來越被推高，農民在這個新背景下，并贏不了利，相反會加大反差。
今天的報道我們農產品價格起來了，大家以為農民收益了，實際上農民相對的越來越窮，越來越困惑。為什么這樣呢？它的要害就是沒有解決三農要素平權，也就是沒有確權、維權，因而其價格就相當低。
我們頒布的物權法完全照搬西方的物權法，沒有把中國農村的實際考慮在內，沒有考慮到三農要素的確權、維權、平權，存在城鄉(xiāng)差，在一個繼續(xù)維護差異的法律下，如何實現物權法全面的平權、確權、維權呢？從這個意義上，我們真正的物權法應該叫做中國特色的物權法，真正很恰當。（摘自郭生祥新作《秀水街與華爾街的探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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