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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馬修·比索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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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將“慈善”與“資本主義”組合成一個詞組，當下已不再為國人所陌生。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主導的基金會慈善模式一直聲名大噪，由李亞鵬夫婦、李連杰等人開創(chuàng)的華人明星創(chuàng)辦慈善基金會方式也在流行。
許多媒體人、社會學者和任職于這類基金會的內部人士，積極傳播慈善基金會在貧困、教育、賑災、弱勢人群適應社會競爭等方面的積極作用，總結出包括其制度設計在內的多方面優(yōu)勢，與許多個案中政府行動機制、市場機制的缺陷相對比，認為前者更能、更值得贏得人們的信任，有遠大的前景。甚至還有一些人提出，慈善基金會模式、慈善資本主義不僅將填補政府和市場的不足，而且還可能由此找到解決人類前途命運的一種出路。
新近引進到中國內地出版的《慈善資本主義：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一書，全面回顧了慈善資本主義的歷史，有助于人們重新審視慈善基金會模式。
現(xiàn)代慈善與現(xiàn)代資本主義，在幾個世紀前是同步出現(xiàn)的。慈善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出現(xiàn)于英國都鐸王朝（1485-1603）及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許多新富熱衷于向城市貧困居民提供幫助。到了18世紀，從事慈善活動的主要是新興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創(chuàng)辦者、最初的對沖基金投機商。進入19世紀后，慈善更成為英國等國富豪們的生活方式，查爾斯·狄更斯的小說對此有過大量的描述。再后來，就有令人耳熟能詳?shù)拿噪x身份故事：貪得無厭并以各種違法罪惡方式攫取公眾財富、破壞市場秩序的美國寡頭們，如安德魯·卡內基、約翰·D·洛克菲勒等人，同時又是當代慈善資本主義的奠基者。
慈善與資本主義的一路同行，故事說起來似乎令人愉悅，問題是，如果回顧15—20世紀的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史，就會發(fā)現(xiàn)，資本家、富人、投機商對慈善事業(yè)的慷慨解囊，根本未能緩解同期的貧困、疾病及由此造成的各種復雜社會問題，更沒有如那些“大善人”所預期的那樣預防和阻遏尖銳階級矛盾的出現(xiàn)——慈善資本主義提供的救濟等資源，總量少，且分布不均衡，要達成基本的公共產(chǎn)品供給，還得靠政府。20世紀初，政府開始向公民提供各種基本的公共服務和福利保障，而美國是經(jīng)過1929-1933年大蕭條后，以羅斯福新政扭轉了政策導向。
以上談到的慈善資本主義，尚屬于1.0階段�！洞壬瀑Y本主義》一書認為，由蓋茨、巴菲特等商業(yè)領袖和許多大公司驅動的慈善資本主義，已發(fā)展到了2.0甚至3.0階段。領先的大公司開始在商業(yè)戰(zhàn)略中積極推動社會公益，即業(yè)界人士耳熟能詳?shù)摹皟r值觀營銷”、“價值觀愿景”、“（符合）倫理（的）投資”等名詞。慈善基金會模式發(fā)展已經(jīng)非常成熟，不僅繼續(xù)積極活動，解決了許多社會問題，而且也更加強調價值倫理——而這也成為不少慈善基金會過度參與國家政治、干預國際問題的理由。
正是因為慈善在當今世界變得更國際化、涉及的社會事務更廣泛，跨國公司和基金會強調的價值倫理的可闡釋外延更廣，就使得與慈善沾邊變成了有意洗脫原本不良社會形象的企業(yè)和個體的時尚選擇。次貸危機前后，一起企業(yè)與基金在慈善上的表現(xiàn)，就與事實之間形成了巨大反差。
與之同時，基金會等慈善資本主義模式，在對獲取越來越多公眾關注、掌控越來越多資源的同時，卻基本是按照捐贈者或基金掌控者的個人意愿、而非需要幫助救濟的人群及具體需求來投放資源的。這種個人偏好導致的慈善資源投放導向問題，比捐贈者或基金掌控者的避稅考慮，對慈善資本主義效用乃至倫理造成的危害更大。譬如，許多企業(yè)家和投機商給已經(jīng)不缺錢的母校（名牌高校）捐款，也聲稱是慈善公益性捐款，又如藝術品慈善，等等，均削弱了慈善資源的整體社會效益，反而造成了優(yōu)質資源流向本已富足的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