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十條”出臺之后，各地簽下治霾“軍令狀”。天津在《清新空氣行動方案》中提出，今后5年從控煤、控車、控塵、控污、控新建項目污染等5個方面，確定了10條66項措施462項任務2055個工程來防治大氣污染。
京津冀協(xié)同發(fā)展中，改善空氣質量將給天津帶來怎樣的壓力和挑戰(zhàn)？天津啟動實施大氣污染防治網格化管理能否實現(xiàn)大氣污染防治無死角？記者專訪了天津市環(huán)保局副局長趙恩海。
記者：日前天津推出了大氣污染防治的網格化管理，網格化管理有什么特點？
趙恩海：它可彌補過去專業(yè)管理不足，形成更廣泛的社會參與，社會共同管理的格局。
網格化管理要求區(qū)縣的黨政一把手擔任一級的網格長，他具體負責的事項有25項，包括揚塵、煤炭煤質、堆場、工業(yè)排放等等。分管的區(qū)縣長要當二級網格長。到居委會和村這個級就是四級網格，四級網格有信息員有環(huán)保員，利于及時發(fā)現(xiàn)問題、及時處理或向區(qū)縣網格化管理平臺報告。
記者：可以看出網格化管理重在大氣污染防治的“防”上，在“治”上天津市有什么方案？
趙恩海：今年3月，《天津市清新空氣行動方案》正式出臺。方案從控煤、控車、控塵、控污、控新建項目污染等5個方面，確定了10條66項措施462項任務2055個工程。它既有管理性措施，也有好多治理性措施。
方案提出，力爭到2017年，空氣質量明顯好轉，天津重污染天氣大幅度減少，優(yōu)良天數逐年提高，PM2.5年均濃度比2012年下降25%。
記者：天津并不是用煤量很大的城市，為什么《清新空氣行動方案》把控煤放在第一位？
趙恩海：我理解這5件事是齊頭并進的、分量都很重的。當然對于北方城市來講，燃煤污染對于天津，特別是在冬季，還是一個主要污染源。到2017年之前，天津市還要在現(xiàn)有煤炭消費總量的基礎上壓縮，難度非常大。
記者：大概壓煤量多少？
趙恩海：按照國家的要求，大概要壓1000萬噸，相當于現(xiàn)有燃煤總量的20%左右。天津2013年的燃煤超過5000萬噸，還有一部分在建的項目已經國家核準，已獲批項目在這期間還要投產一部分，意味著還有七八百萬噸煤炭增長量。在這個基礎上減1000萬噸，爭取在5000萬噸左右。
煤改氣是天津控煤的基本思路。按照《天津市清新空氣行動方案》，未來兩年，天津的163座鍋爐房將全部完成煤改氣。到2017年，天津中心城區(qū)建成無燃煤區(qū)。
記者：天津和北京一樣也開始實行機動車限號措施，機動車污染物排放對天津的PM2.5貢獻率高嗎？
趙恩海：應該說特別是在中心城區(qū)，機動車污染已經成為比較重要的因素，大體占1/3左右。機動車污染受到車質、車的保有量、車的行駛狀態(tài)的影響。限號、限行在一定程度上，對于緩解中心城區(qū)的交通擁堵和尾氣污染應有幫助。
記者：天津市是否開展PM2.5污染源的成因分析？
趙恩海：應該說污染源的成因分析，一直都在做�？傮w上說揚塵占1/3左右，傳統(tǒng)工業(yè)占1/3左右，交通帶來的污染占1/3左右。當然還有生活污染，如燒烤、煎炒烹炸、放鞭炮、祭祀燒紙等等。
記者：您覺得天津空氣污染防治的難點在哪里？
趙恩海：天津大氣污染治理的最大難點在于如何讓環(huán)境與經濟協(xié)調發(fā)展。說到底環(huán)境保護是經濟問題，所有的環(huán)保措施都是要有投入的。目前，排污收費標準和治理成本已經嚴重倒掛。如按照國家統(tǒng)一的排污收費標準，一公斤的二氧化硫是1.26元，而企業(yè)治理一公斤二氧化硫約需要6元至8元左右。就是說治理成本和排污收費標準倒掛了五六倍。對于企業(yè)來講，寧可去交排污費去交罰款，也沒有內在動力去治理。
為此，天津上調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化學需氧量、氨氮的排污費征收標準。天津市委市政府對此非常支持，認為這是用經濟手段來促進污染治理的根本性的措施。只有把經濟政策理順了，才會提高企業(yè)治理的積極性。
記者：在大氣污染治理上，天津有沒有考慮納入第三方治理？
趙恩海：我個人認為天津的治理市場始終是開放的，比如天津污水處理廠的建設運行好多是外地公司在做。大氣污染治理更是這樣，我們好多的脫硫設施都不是天津本地的公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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